近百年来的《尚书》学研究，在通论性著作和辨伪性专著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以往的著作大部分侧重《尚书》学史的梳理，对某一时代的《尚书》学面貌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爬梳整理。有鉴于学界对断代《尚书》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曲阜师范大学马士远教授在完成其第一部断代《尚书》学研究专著——《周秦〈尚书〉学研究》之后，积蓄数年之功，又有专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问世。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钩沉索隐，辑考文献。开展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基本工作是关于两汉《尚书》文献的搜辑整理。《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的首要特点是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汇辑。在此之前，学术界还没有专家学者对周秦汉魏晋时期的史书、诸子文献、文学作品、政书以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尚书》学的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该著作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视野放大，力图穷尽秦汉时期《尚书》学的现存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成果，乃至把奏章、诏书、诰文、对策等相关政书文献也纳入研究范围，实现了对汉代《尚书》学准确全面的把握。汉代学者在引用《尚书》时，其观念多有不同，例如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在援引《尚书》文本、记述《尚书》学者等方面就存在不同之处。如何认识和理解《尚书》在汉代社会和学术中的地位，是研究汉代《尚书》学面临的问题。马士远教授善于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合理剖析和细致分析，从诸子文献、史书、政书、出土文献等引用《尚书》经文、诠释《尚书》文本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究。同时，他还进行《尚书》个案研究，从而逐步探讨汉代学者在诠释经典方面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学风。

诠释文本，资政治民。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政书，《尚书》的大部分篇目都是关于夏、商、周时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奠定了我国早期政治哲学的基因。马士远教授在《两汉〈尚书〉学研究》一书中认为，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不少文献称引《尚书》的记载，例如《左传》《国语》《墨子》《孟子》《荀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这些记载，往往是以《尚书》中体现出的施政治国理念来规谏君主，调和民心，从而达到资政治民的效果。到了经学昌盛的汉代，《尚书》经世致用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在周秦时代《尚书》诠释特色的影响下，《尚书》中的政事文本，经过汉代学者的不断深化和持续阐释，最终成为汉代统治者坚守其统治合法性和治政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两汉〈尚书〉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特点，是着重强调《尚书》学对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特色的形成以及在汉代社会政治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基于这一理论认知，马士远教授指出，在《尚书》本经的授受过程中，无论是官学层面，还是从民间私教、家学方面而言，《尚书》都蕴含着许多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这些政治哲学理念被汉代社会认可和接受，对整个汉代社会政治机制的形成和运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厘清概念，突出“《书》教”。孔子开创的“《书》教”传统，其最大长处就在于资政理国，而这也正是汉代“《书》教”传统的核心要义所在。马士远教授在书中首次提出“《书》教”传统的概念，并对“《书》教”传统的含义予以解读。他指出，“《书》教”主要蕴含着知识、观念和文献三大体系，三者交互发展奠定了“《书》教”传统的基本形态。具体而言，文献指由《尚书》衍生出的各类诠释文本；知识指《尚书》及《尚书》学诸多文献中的名物制度；观念指其中蕴含的各种文化观念，如《洪范》“五行”观念对于汉人宇宙观和认识论建构的影响。三个系统的划分不仅明确了“《书》教”包含的具体内容，而且从宏观角度厘清了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可谓高屋建瓴。汉代《尚书》学者在“《书》教”传统思维的影响下，对《尚书》文本蕴含的核心要义进行多向阐发，在探寻朝代更替的规律性、制定王朝仪制的历史依据等方面，都有多种维度的阐释发挥，并且能够运用到具体的治政实践之中。

马士远教授自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研习《尚书》，在《尚书》学领域开展研究，焚膏继晷，矻矻以求，孜孜不倦。他的两部《尚书》学著作自问世以来，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直接引领了《尚书》学研究的新时代，开辟了《尚书》学发展的新领域，开启了断代《尚书》学研究的新模式。

                                            （作者系国际《尚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