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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断代“《书》学”研究的巨著

杨树增

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代《尚书》学的学术著作。

　　《尚书》一经，经过千年的流传、沿承，版本文字之歧出，诠释经义之歧见，传授源流之歧异，致使《书》经文字古奥、佶屈聱牙，使人望而生畏。曲阜师范大学马士远教授迎难而上，主攻两汉《尚书》学，研究十余年，完成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给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代《尚书》学的巨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体例严谨，论证严密，以“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治哲学”“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四编为分目，分别就两汉《尚书》学学术史与文献辑考、两汉“《书》教”传播系统、两汉《尚书》学盛衰演变的成因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回答了两汉时期《书》学版本源流、承传概况、存在面貌的问题，形成了对汉代《尚书》学的系统梳理、考辨。兹就《两汉〈尚书〉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学术观点、学术价值略加论之。

　　《两汉〈尚书〉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两汉〈尚书〉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代《尚书》学的著述，并第一次把“《书》教”传统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提出来，从知识、观念、文献三个不同体系予以观照，从宏观、中观、微观三维角度对汉代“《书》教”文献进行调查与整理，完成了对汉代“《书》教”传统文献的考辑，展示了“《书》教”传统知识、观念和文献三体系的生成发展历程、社会功能以及“《书》教”传统整体的动态发展过程，极大地推进传统经典专题文献整理的思维视野和研究途径。《两汉〈尚书〉学研究》指出，“《书》教”传统代表古代中国政治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是汉代政治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的一个侧影。就文献体系言，文献是知识、观念的载体，又是研究知识、观念的切入点。就知识体系言，不仅《尚书》中的名物制度很多，而且“《书》教”经典文献的名物制度亦不少，这些名物制度共同构成一个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不仅是汉代人行为目标的权威说明和汉代文学创作的资料源泉，而且是汉代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尚书》及“《书》教”文献传统在政治、法律、地理、历法、军事、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有始创性的论述，特别是在治政领域的论述可谓广博而深刻。不仅《尚书》足称华夏治典之渊薮，而且“《书》教”文献传统亦占据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前源和核心地位，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两汉〈尚书〉学研究》的学术观点：《尚书》作为华夏文化之原典，内容广博而深刻，在诸多领域多有始创性的论述。汉代时期，许多《尚书》学者借此跻身上位，积极推动《书》学，使其逐渐成为了两汉王朝治政决策的主要凭依。《两汉〈尚书〉学研究》指出，早期的《尚书》学是以诠释《尚书》为目的而形成的重要的儒家经学学派，逐渐上升为统治意识形态，渐次隆盛，成为了诸经学中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门学说。西汉初期的《尚书》经学属于早期儒家《尚书》学传统范畴，是承继先秦诸子的《尚书》学派，为承继周秦《尚书》学传统作出了杰出贡献。鉴于对秦王朝亡天下的反思及以吏为师之国策的批判，包括《尚书》学说在内的长于守成的儒家经学理论已经逐渐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西汉中后期儒术独尊、经学兴盛，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使儒家五经之学渐次隆兴，《尚书》经学的起始标志为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两汉〈尚书〉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两汉《尚书》学的盛衰演变牵涉到政治哲学命题，故两汉时期的《尚书》学研究，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哲学以及汉代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马士远教授的《两汉〈尚书〉学研究》除厘清基本术语概念外，还系统地整理了周秦汉魏晋时期史书、诸子文献、文学作品、政书、出土文献中有关《尚书》学的史料。在尽量穷尽两汉《尚书》学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前贤同仁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两汉《尚书》学流派的次第流变为经，以汉代《尚书》学理论内涵的递相嬗变为纬，纵横交织地剖析两汉《尚书》学在四百余年间的历史变迁，力求准确地阐释两汉《尚书》学在不同时间段内所呈现的独特内容，公允地评价其理论得失，并给以科学的历史定位。

　　总而观之，马士远教授以研治《书》学名家，对秦汉《尚书》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撰写的《两汉〈尚书〉学研究》材料详实，论证严密，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被收入国家社科成果文库，亦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