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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古代散文的世界

赵敏俐

     

    散文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体之一，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但是自20世纪末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和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问世之后，鲜有厚重的通史性著作问世。一来是因为散文文体复杂难以把握，二来是因为少有体系上的突破。近读杨树增、马士远两位教授所著《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一书，颇受启迪。以儒学影响作为阐述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条主线，是本书有别于目前已出版的其他中国古代散文史著的重要特点。在我看来，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在于其开拓了一条从文化思想出发来探讨中国文体发展的新路。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尽管儒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学派的学说精华，存在形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然而中国古代散文以儒学为主流思想的特点却从未改变，并与儒学的发展、演变同步而相辅相成。

　　正因为如此，本书以儒学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影响为分期依据，结合儒学的发展嬗变，揭示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甚至支配作用。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散文，发掘其与儒学的关联，这就抓住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把握纷纭复杂的中国古代散文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脉络，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并开创了一种撰述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模式，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散文何以与儒学有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这应该从散文这一文体的生成开始说起。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将口头的歌唱当作中国诗歌起源的话，那么，中国早期的口传叙述，就应该算是散文的起源。把这些口传叙述用文字记载下来之后，就成为中国最早的散文。从这一角度来讲，神话应该算是中国早期的口传散文。这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对神话的一种新界定，颇富新义。

　　同时作者还认为，神话不仅是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和对历史的叙述，更是他们对自然和历史的解释，是人类早期的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被儒家奉为经典的三代散文也是如此，而这正是儒学得以产生的文化之源。这就将儒学的发生与散文的发生从源头上联系在一起，为本书的撰写找到了一个坚实的事实起点和理论起点。

　　循此思路，作者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儒家学派的正式形成，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哲理散文，在先秦散文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汉代以后，儒学对散文发展的影响更为巨大，远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儒学不仅是古代散文书写的核心内容，而且影响了自汉代以后散文文体的形式发展。

　　汉代的散文自实行“独尊儒术”的国策后，一改纵横驰骋、磅礴激切的风尚而为醇厚典雅。最为典型的是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等人宣扬儒学，倡导单行散句的古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把中国散文艺术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宋王朝更加重视儒学的社会功能，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理学。元朝统一全国后，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明清两代也继承了宋元传统。

　　由此而言，从北宋中期由欧阳修领导的新古文运动，到元朝北方散文家所崇尚的“文统”与南方散文家所崇尚的“道统”的融合，再到明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以复古相号召，以及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兴起，可见儒学对宋以后中国散文的影响至深至远。

　　这种论述符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实际，它抓住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关键，当然，这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文化功能和它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以上这些内容，恰恰是当下其他同类著作中没有涉及或者很少关注的，是发人深思的。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创新意识，更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文化关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著作丰富，新书迭出。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重视实证考辨和文献整理，正在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主潮，这是对前几十年只讲理论而不重实际的空疏学风的有力纠偏。同时，也说明实证考辨与文献整理工作的迫切，因为它们是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深入的基础。但是，就文学研究本身而言，其终极目的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深度的艺术阐发和人文精神揭示。

　　其实，就我们所面对的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言，如果要真正梳理出它的发生发展脉络，并对它的文化价值进行新的评估，也并非是仅仅通过实证考辨和文献整理的方式就能做到的。每一种文体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它的现实功能，都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文体本身的探讨，也离不开思想和文化。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欠缺的。因此，本书选择一个颇富理论建设意义的课题展开讨论，在当下重实证考辨和文献整理的研究热潮下，也就显得难能可贵。

　　当然，本书并不是就儒学与中国散文这个大题目展开空论，而恰恰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散文文献有充分把握基础上才得以展开的，是论从史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重视“文以载道”，把“文”看作是“道”的外在显现，故刘勰作《文心雕龙》，明言“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并将其视为“文之枢纽”。在此指导下，才能进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工作，然后再进行“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等分析。由此来看，本书从儒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从对“道”的阐发入手来揭示“文”的生成，反过来再看中国古代散文如何“载道”，这的确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提供了一个既符合文化传统又易于把握的阐释模式。

　　举例来讲，如作者对《左传》艺术成就的概括，就将其置于作者“利用史著彰显善恶、贤贤贱不肖”的创作目的下进行审视，由此再来看它的叙事手段和文学笔法。作者对韩愈散文的分析，也从其弘扬儒家思想入手。后人评价韩愈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在作者看来，正因为韩愈有“道济天下之溺”的志向，他才会改造散文，创新文体，才会取得“文起八代之衰”的成就。这种阐释，也助于我们从一个新角度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点及写作的内在特点，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各历史时期散文的艺术成就。

　　要而言之，本书确立了一个阐释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模式，也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散文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的确是当前散文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当然，本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在笔者看来，由于这个题目涉及儒学和散文这两大领域，把握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除了受儒学影响之外，还深受其他学术思想的影响，如何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着作者在这一领域里再进一步开掘，取得更多的成果。